述评:真实的历史是重建未来的基石 
2018-01-14 14: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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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1月11日约11时发表的《述评:“文革”突地变成“探索”》一文中,毋庸讳言地指出:“上述消息在网路社交媒体上被广为传播,许多网民表示不满甚至愤慨,认为这样不声不响的将文革罪恶慢慢遮掩掉,是国家的奇耻大辱。”有幸,拙文在多家大型自媒体获得大量网友的点击与点赞。

可是与此同时,令人万分遗憾地看到《南方都市报-“南都原创”栏目》竟然无视民心民意民愤,于1月11日12时30分发表《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历史教科书删“文革”内容系误读》一文,敢用“误读”二字来混淆视听,并为那些妄图篡改历史而被“千夫所指”者们公开洗地、站台!

由此,笔者自然而然地联想起《中国纪检监察报》在2014年1月21日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重要讲话引用典故解析》一文中写下的这段文字:“后人还有‘举头三尺有青天。人可欺,天不可欺’等句,皆是说,为官应时刻检讨自己的动心起念与所作所为,要止恶行善,切忌做自毁名誉和形象的事。”

由此,笔者还联想起“人民网”于2014年9月17日转发《解放军报》的《“三尺神明”是监督》一文中的这段文字:“头上三尺有神明。面对群众的眼睛,领导干部自我要求越严格越好,勘误纠错越主动越好。何谓‘神明’?今天来讲,自然不是天上的神仙,而是人们心中的是非曲直,必须遵循的职业操守、道德良知和法规制度。相信头上有‘三尺神明’,就是要求人们心存敬畏之心,不要胆大妄为、胡作非为、为所欲为。”

试问,面对“文革十年浩劫”所造成的严重灾难,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早就作出的定性,即毛泽东“错误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为何新版历史教科书敢将“错误”二字删去只留下“认为”?为何敢将标题中“动乱和灾难”这个表述也删除了?真的就不怕“头上三尺有神明”吗?

由此,笔者进一步联想起《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的部分章节,现摘录于下,以飨网友。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同志掰着指头对人一一估摸说:“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多少好人?(该书第31页)

——1977年3月底,胡耀邦同志被任命为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对属下回忆了战争年代与刚刚建国之际的人才济济。而后说: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这样的社会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

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同书第37页))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同志正式到中组部上班,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胡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人。胡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同书第65页)

——打破“两个凡是”,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耀邦与这几位局长谈话后,决定由中组部调查组的中年干部高奇具体操办。高奇面有难色,说:“我资历浅,而座谈会要研究的案例,许多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问题……”

胡耀邦对他说:“你还记得《论语》中的这句话吗?‘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还有,李大钊同志有一句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你这也是见危受命,去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再说,如果以后形势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处分我然后再处分你,怎么样?因为是我叫你干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耀邦的这一言一行,都透现出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非凡胆略和勇气,对党对人民的极端负责精神,他应该学习。他霍地立起身,握着耀邦的手:“胡部长!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见办好这件事!”(同书第74-75页)

——林彪当年摇晃着“小红书”,神乎其神地大喊“突出政治”时,身为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就对一些人曾经说过:“他那种‘突出政治’就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时不时地突出鼻子!”后来个人迷信之风刮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都动辄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时,胡耀邦又不止一次地对许多青年人说:“人能活到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我们不能提倡盲目地迷信个人。《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赵钱孙李’,赵家排在第一位,我们能碰到姓赵的就磕头吗?”(同书第80页)

——1978年9月,准备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之际,胡耀邦对协助起草讲话稿的同志说:“我们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

大家之所以同意用“两个不管”(“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都要实事求是——笔者注)去针对“两个凡是”,我想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同书第127-128页)

——全国信访工作会议闭幕之时,有人反问耀邦:“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

对方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当了!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

耀邦即刻把这种挑衅也顶了回去:“国民党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对方哑然。(同书第130页)

——1984年2月24日,就干部配备问题,胡耀邦同志给中央书记处习仲勋、胡启立、乔石和中组部宋任穷、陈野苹、李锐写了几句话:“仲勋、启立、乔石并任穷、野苹、李锐同志:这件事值得高度重视。我的意见是要进行一次切实的检查,凡属①科研单位,②大专院校,③医务部门和大医院,④文化部门和大的演出单位,⑤大的文物单位和图书馆,党委书记和行政负责人,即一、二把手,文化程度比较低又不懂知识分子政策的,一律坚决调出来,换上另外的既有文化的,又懂得政策的,年纪较轻的去担任。

这件事要办坚决些,不许拖拖拉拉,能不能在1984年完成,要完成就要看中央和个省市区同志的态度如何,如果坚决,就能办成,就能找到人,如不坚决,就会出现许多托辞而办不成。(同书第171页)

——1986年4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约请参加上海文艺创作座谈会的部分文艺家谈心之际说:“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的做法不能再搞了。”(同书第420页)

为此,笔者要重复问一句——那些妄图篡改“文革罪恶历史”或妄图“替文革招魂”的“热心人”,你们真的不怕“头上三尺有神明”吗?

笔者再摘录《中国青年报》1月12日发表《知名历史学家张鸣:应该让“文革”史进入教科书》文中段落,用以驳斥那些“替文革招魂者” 谬论。

——不可否认,在众多年轻人心目中,“文革”已经成为一个被全然忘却的历史符号——能记住这个符号,就已经不错了,很多人连这个符号都忘掉了。在2012年中国青年报就曾提到应该让这段历史进入教科书。因为这是中国青年应该铭记的历史,是我们这个民族最该吸取教训的历史。

——彻底否定“文革”,是写入中央决议的。但是,“文革”的幽灵,却一直在中国徘徊。近些年来,这幽灵似乎变成了阴影,时不时地就出现在人们的上空。一些学者公然为“文革”张目,这样的翻案文字,公然出版。至于网上的翻案呼声,更是此起彼伏。在一些人眼里,“文革”就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是民主的岁月,是贪官污吏的地狱。当然,更令人感到可怕的是,这股明里暗里为“文革”张目的思潮,竟然得到了某种公开的支持。跟“文革”有关的歌曲和样板戏,被视为红色经典;红卫兵的形象,也在很多场合,比如某些主题餐厅、婚庆场合,公开露面,招摇过市。

——不可否认,在众多年轻人心目中,“文革”已经成为一个被全然忘却的历史符号——能记住这个符号,就已经不错了,很多人连这个符号都忘掉了。最令人震惊的是,“文革”竟然以一种全然正面的形象,进入年轻人的视线,尤其是一些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的视线。在他们的印象里,“文革”就是一场人民群众痛打当权派的运动,以致一些人因为对时下贪腐现象的不满,错误地呼唤“文革”的复归。

——以史为鉴,是要吸取历史教训。像“文革”这样的历史,是我们这个民族最该吸取教训的历史。应该承认,自打有关“文革”的历史决议出台之后,就体制而言,的确已对“文革”有深刻的认知,也没有什么人希望“文革”重演。但是,有关“文革”的历史,却变得讳莫如深。不仅研究“文革”成为禁区,连涉及“文革”的有关文艺作品,也成了禁区。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管是电影电视还是小说戏剧、诗歌散文,都在回避“文革”。学校的教科书里,“文革”也只是语焉不详的几句话。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个别不识相非要研究“文革”历史的人,也成了另类。

——刻意回避的结果,是很多年轻人对那段惨痛的历史全然不知,甚至对其有莫名其妙的景仰与缅怀。“文革”复归的危险,实在值得警惕。一方面,有意识的群体失语,让惨痛的历史被淡忘,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其一无所知;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者,将其打扮成了天使,让“文革”复归再次成为笼罩于人们心头的梦魇。

——事实告诉我们,即使在21世纪,中国产生“文革”的土壤仍然还在。如果没有思想和文化上的反思和清理,“文革”是不会真的退出历史舞台的。事实也告诉我们,“文革”不仅仅是一些人的怀旧情绪,还是某些野心家可以利用的资源。真要是找对了火候,煽动起类似“文革”的情绪,的确可以造成某种民粹式的声势。西方二战大屠杀的历史,过去的时间比“文革”还要长得多,但是,不仅各种纪念馆年年对游人开放,各种纪念文字,电影、电视作品,年复一年地在反思,各种层次的历史教科书,也从来没有放过这段惨史。可是,“文革”不仅在各种出版物上不见踪影,连一个纪念碑都没有——巴金先生生前多年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却始终没有影子。从中学到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上,“文革”仅仅是一段很暂短的抽象表述。

——执政党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段历史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个民族,对于每个老百姓,特别是对于执政党而言,是何等的灾难。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绝不可能通过封存一段历史,就可以忘却掉这段历史,然后还可以让这段历史不再重演。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必须反复告诉我们的后代,曾经发生过什么。它们不应该是教科书上轻描淡写的段落,而应该是整个民族,一代又一代人,尤其是对历史知之不多的年轻人,必须了解、反思和直面的过去。

——当然,真正吸取“文革”的教训,还有待于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在中国,因为人为的中断,已经相当荒芜了。当务之急,是马上动手充实我们的教科书,把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了的“文革”的灾难,原原本本告诉后代,不要只是抽象的几句话,而是有血有肉的历史描绘,有具体数据的历史事实。同时,重启“文革”的研究,开放“文革”的文化讨论和艺术再现,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再误以为“文革”是一种美好的经历;让很多对“文革”怀有理想化情结的人们,逐步认清“文革”的真面目。

——历史的真实,是人类重建未来的基石,“文革”历史的真实,则是中国告别“文革”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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